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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、余华、毕飞宇等当代作家谈文学翻译

来源:浙江大学出版社(微信公众号)2023-08-31 09:34:10

原标题:莫言、余华、毕飞宇……看当代作家聊文学翻译

当代作家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频繁,交流更加深入。在文学共时性互动视域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、国际传播,不能忽视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和交流主体意识,毕飞宇、苏童、余华、池莉、韩少功、贾平凹等作家就翻译的本质和使命,文学“走出去”的现状、困境与前景,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访谈,这些访谈均被《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: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》一书收录。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莫言

莫言:关于文学与文学翻译

许钧:莫言先生,我想知道外国文学作品对您的成长与写作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。

莫言:我童年时,确实很爱读书,其实也不仅仅是我,我的那些小伙伴也都爱读书。那时农村读物很少,一本书传来传去,像宝贝一样。我们碰到什么读什么,没有选择。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文学青年,他有很多书,知道我爱读书,就借给我看。后来他还让我父亲做了几个木头盒子,钉在教室的墙壁上,起了个名字,叫“图书角”,然后把他自己的书和班里同学的书放进去,让同学们借阅。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出去干活,挣来的一点钱,学校留一部分,分给各班一部分,名曰“班费”,我记得老师用“班费” 买回一批书,补充进“图书角”。这样的童年读书经历,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当时我感到,多读一本书,就仿佛多了一分底气,是一种骄傲的资本,当我在劳动方面不如同伴 们出色而受到批评和讥讽时,我心里就想:“我比你们读书多!”

我比较多地读书,还是当兵之后。先是在黄县,我的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县图书馆的管理员,这个战友每次进县城看未婚妻,都会带回好几本书,多数是外国名著,有高尔基的小说、莎士比亚的剧本等等。这些书他都借给我读了。后来我到一个单位当教员,兼任图书管理员。这个单位的小图书馆里有几千本书,多数是技术方面的,文学类的书只有几百本,这几百本文学书我大概都翻看了。再后来就是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后,读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(作品),欧洲、美国的现代文学等。

我最早读到的外国文学,应该是苏俄文学。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,对我影响很大,因为那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,对战争文学很感兴趣。法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,我比较喜欢气势磅礴、视野宽阔的那一类作家。此外我还读过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作品,(这些作品)都对我的写作有帮助。对我这样不懂外语的作家来说,每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,都是一扇观察外部世界的窗户。从这样的窗户里,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,了解了不一样的人情,当然,我也看到了写作者不一样的风格,并从中猜想到了他们的个性。

许钧:我有两次机会听您和勒·克莱齐奥对话,发现您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蒲松龄的作品,也特别多地提到了苏俄作家。就您整个创作而言,您是如何看待我与他者、故土与他乡的关系的呢?

莫言: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,其中有两句:“问我师从哪一个?淄川爷爷蒲松龄。”其实我读蒲松龄的书很晚,但一读就有强烈的心灵感应,我自认为能够读懂他的书,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,也似乎能够感受到他灵魂深处的痛苦。蒲松龄是天才,也是时代和独特的乡土文化的“产物”。我所生活的时代与他生活的时代自然不同,但乡土文化犹如地下流淌的暗河,从来没有断流过。乡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想摆脱也很难。

其实,把作家分成两类是很勉强的,写乡土的作家,大都生活在城市,城市的文化,城市的生活,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,也就是说,即便像我这样的专写故乡的作家,笔下的故乡,其实也是天南地北的混合。而像勒·克莱齐奥先生,小说视野非常辽阔,但也有他自己的出发点,或者说是立足点。这个出发点就是他的童年——他童年生的记忆,从某种意义上说,童年就是故乡。

许钧:您曾经说:我们要将读者当作上帝、当作朋友,但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要将翻译家当作“对手”,当作“敌人”,就是要给他们制造难题,就是要让他们翻来覆去地斟酌、思虑。您能结合具体实例谈谈您的这一观点吗?

莫言:我的意思是作者在写作时,不能为了方便翻译而牺牲自己的风格,降低写作的难度。至于“制造难题”,是一句调侃意味的话,其实,有些确实无法翻译的句子,或者必须让译者加注释的句子,也没有必要非用不可。比如 “狗撵鸭子——呱呱叫”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舅)”之类,即便用了,也应该同意译者“意译”。但有的是应该坚持的,譬如在我的家乡方言中,说一个女子很美丽,会说她“奇俊”,说天气很冷会说“怪冷”,“奇”和“怪”的用法,跟普通话不一样,但读者会理解,我相信译者在他的母语中,肯定可以找到这样的用法。

余华

余华: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

高方:余华先生,你好!能不能请你谈一谈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译介和传播的情况?

余华:目前来看,我的作品在不同的国家受到的欢迎程度也不一样,《活着》在美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表现最好,法国和德国的读者最喜欢的是《兄弟》,日本也是《兄弟》的销售和评论最好,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在韩国很热。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,我没有得到充分的反馈。越南可能都不错,因为他们的出版社在争抢我的书的版权;《兄弟》在挪威出版一年后出平装本,这个信号显示《兄弟》在挪威(的接受度)不错;《活着》被瑞典教育部和文化委员会列入推荐书目,向中学生推荐。很多国家的译者说我的书在他们国家(的接受度)不错,可是我没有得到具体的数据,所以不好说。

高方: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里面的“油条西施”,英译本里面翻译的是“the Fried Dough Queen”,典型的中国形象“西施”变成了西方的“女王”。这种例子还有不少。我想知道,你作为原作者,对这种翻译问题是怎么看的。你希望你的译者在面对这些中国形象和中国概念的时候,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立场和翻译方法呢。是尽可能保留原文的风貌,还是以读者为依归,强调译文的可传达性呢?

余华:我赞成“女王”这个译法,如果用“西施”的拼音,外国读者不会明白;要让他们明白“西施”,只能用注解,可是读小说的时候还要去读注解是一件别扭的事。《兄弟》的法文版有 20页的注解,这些都是完全无法对应翻译的部分,我的两位法文译者的翻译已经非常巧妙了,法国读者完全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其中的意思,但是他们担心有些法国读者会对某个表述的中国含义深究下去,所以用了20页来注解,并且将这些注解放在小说的最后,让一些喜欢深究的读者到最后面去寻找,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,(这样处理)不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性。对于原文一些不可翻译的地方,我觉得用可传达性的方式来表现应该更好,虽然会损害一些原文的风貌,可是原文的含义因此充分表达出来了。译文肯定会在一些地方损害原文,但是又会在另外一些地方加强原文,会让原文更加出彩。所以在我看来,译文和原文不像是恋爱关系,而像是拳击比赛,译文给原文一拳,原文还译文一拳,你来我往,有时候原文赢了,有时候译文赢了,十个回合以后打了一个平手,然后伟大的译文出现了。

高方:从总体上来说,目前文学还处在边缘化的地位,尤其在当今的读图时代,图像文化一步步挤压着印刷文化。从能否请你谈谈,目前你的作品译介是否受到了这些新媒体的冲击和影响?作为对外传播的新方式,它们有没有促进作品在国外的推广和接受?同时,它们有没有带来一些消极的变化和阻碍?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些挑战,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译介来反映中国文化的深层信息和特征?

余华:确实如此,中国电影,尤其是张艺谋的早期电影曾经帮助中国的小说走进西方,但是近十年来情况变了,中国小说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已经超过中国电影。这和审查制度有关,电影审查太严格了,很多导演拍不了自己想拍的电影,只能去拍一些迎合市场的电影,这些电影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了成功,却失去了电影应有的价值,也就失去了中国以外的观众。中国电影玩大片是玩不过好莱坞的,只有拍出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,而不是胡编乱造的电影,才能重返世界电影舞台。我曾经说过,现在进电影院看不到和我们有关的生活,看到的都是和我们无关的传说。小说的审查相对宽松很多,所以中国的小说一如既往在努力,慢慢地在西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。

至于边缘化,我觉得对于文学,边缘化是它正确的位置,文学从来都不应该是中心,文学的力量是用耐力来表现的,它不是百米飞人大战,它是马拉松,当很多时髦的和轰动的消失之后,文学开始告诉我们它存在的理由。至于新媒体的冲击,西方好像没有中国这么激烈,这可能和西方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关,我的书在西方出版后,同时也有电子书销售,但是电子书的价格比纸质书没有便宜太多,这对电子书的销售是有影响的。兰登书屋给了我一个账号,我可以上去查自己英文版小说的每周销售情况,纸质书的销售始终多于电子书。也许将来纸质书会消失,但是文学不会消失,只要文学不会消失,我一点也不用担心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,都会过去的,我们只要做到视而不见,写该写的作品,翻译该翻译的作品,那些挑战也就只好自娱自乐地从我们身边晃过去了。

毕飞宇

毕飞宇:文学译介、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

高方:毕飞宇先生,你好,非常感谢你能腾出时间聊一聊有关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话题。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,你的不少作品已经被译成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等语种,在国际文坛也有了较大的影响,能不能请你谈一下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的译介情况?

毕飞宇: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看,整体而言,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,比较下来,莫言和余华就显得很突出,我不如他们,这不是我谦虚,事实就是这样。到目前为止,法国,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,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,然后慢慢地向四周发散,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,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,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版本都是这样。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。到现在为止,我在法国出了六本书,《雨天的棉花糖》《青衣》《玉米》《上海往事》《平原》《推拿》,法语译本是最多的,其他的语种多少不一。语种大概有二十来个。

高方:我最近收集了一些有关你的作品英译的研究文章,都谈到葛浩文翻译你的《青衣》和《玉米》(包括《玉秀》和《玉秧》)非常成功,其中有一篇专门讨论《青衣》的翻译。该文对葛浩文将小说名《青衣》译为The Moon Opera 做了分析,认为The Moon Opera 这个译法实在是独具匠心!我不否认葛浩文对题目的翻译一定会有自己的考虑,但实际上,该译名是从《青衣》的法文版题目转译的,包括葛浩文后来翻译的《玉米》的英文名Three Sisters,也都是套用法文版的书名。对这两个外文的书名的处理,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?

毕飞宇:首先我要说,葛浩文的英文翻译是成功的。2011年3月17日,我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,授奖仪式结束之后,BBC(英国广播公司)的记者访问了我,她的第一句话就说,她喜欢《玉米》的语言。由此我可以判断,《玉米》的英文翻译一定是好的。但同时我也要承认,把《青衣》翻译成《月亮的歌剧》,把《玉米》翻译成《三姐妹》,首创者是法文版。英文版是借鉴过来的,这是事实。这里头有一个问题,一般来说,第一个外文版的书名是最重要的,为什么呢?因为其他语种往往会跟着它走。如果不跟着它走的话,局面将会非常可怕,会乱,读者会误认为一个作家写了许多不同的书。所以,编辑会考虑到这些问题。

在西方,《月亮的歌剧》几乎是通用的,只有德语采用了《月亮之魂》,意思也接近。我喜欢这个翻译。把《玉米》翻译成《三姐妹》也很好,但是我有点小小的疑义,因为契诃夫有一个《三姐妹》,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太大了。无论如何,等《玉米》在俄国出版的时候,我一定不会让俄语翻译这么干。如果你正在写一本小说,你会起名叫《红楼梦》么?

高方:我们都知道,一个好的作家,要是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,是他的幸运。目前法国文学界对你的作品相当感兴趣,我认识的许多汉学家都很关注你。能否请你谈谈你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情况?有误会吗?有冲突吗?你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吗?

毕飞宇:十多年前,许钧教授对我说过一句话:“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,几乎就是一场艳遇。”在我看来,关于翻译,这句话几乎就是经典语句。我在许多场合引用过许教授的话,当然也惹过麻烦。有一个记者悄悄问我:“毕老师,你也和女翻译有过艳遇吗?”——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。

你看看,不要说外语,就是汉语的内部,我们在“翻译”“艳遇”这个词条的时候差别是多么巨大。有人看到了内心的契合,有人却看到了两性关系。生活可爱得很呢。

一般说来,作家和翻译家通常来自不同的国家,也就是说,不同的文明。亨廷顿写过一本书,叫《文明的冲突》,当然了,亨廷顿谈的是别的事情,此处不表。但是,文明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。

翻译要处理的正是文明与文明的关系。这是翻译的责任与义务,也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。误会不可避免。就说《青衣》,在汉语之外,几乎找不到一个和“青衣”相对应的概念。在汉语里,青衣起码包含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密码:女性,已婚(一般说来),端庄,优雅,悲情,痛感。戴安娜王妃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,可是,戴安娜王妃是青衣么?不可能是。离开了中国和京戏,青衣是没法谈的。青衣是人物,同时也不是人物,它还包含了服装、旋律、表演程式、腔调。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,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,语言学望尘莫及。

但是,一个外国人如果读过《青衣》,了解了筱艳秋这么一个人,她的气质,她的人际,她的性格逻辑和非逻辑,回过头来再谈青衣,一切将会变得感性。在文学面前,感性是重要的,在感性能量的鼓动下,想象就有了翅膀,起码知道往哪里飞。所以,误会和冲突就变得特别有意义,它们将诱发想象,最终能促成理解。我始终认为,只有艺术、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,彼和此都是这样。

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小说,到了性命攸关的要紧关头,小说人物会骂人:“你会下地狱的!”如果你对基督教文明没有起码的了解,你会觉得好笑,这有什么呢?人总是要死的,下就下呗。但是,一旦你了解了,你就会知道,这句话太重了,比汉语里诅咒你祖宗十八代还要重。所以,无论是阅读外来小说还是翻译外来小说,不要轻易怀疑那些好作家,如果你发现他们的作品当中出现了疑问,最好不要从自身的文明出发去想当然,相反,要捉摸对方的思路,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与文明的对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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